《博雅文学论丛：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》蕴含某种学术企图——在“天津”阅读“北京”，在“北京”观看“天津”，当然更包括将“京津”视为一体，做综合性论述，不仅作史实考辨，而且作文学／文化批评，乃至理论建构。选择“京津”这一“双城记”视角，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，更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行为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长远的研究计划，为下一代研究者预留了发展空间。因此，我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一辈学者的积极介入与参与。目前只是一些零星的散论，但十年后必定会成为热门话题，且能出大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