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法是文化，但仍是一门手艺。手艺亦能称技艺，似乎稍为好听一点，再高上去，可以称得上艺术，那就更中听了。但必须是书法，是对汉字进行过艺术加工并成功的作品，而不是指汉字。因为书法是以汉字汉文为载体的艺术，这一性质，在张扬汉字文化的今日，这门手艺有被无限拔高的倾向。  汉字是伟大的，它是汉民族文化之根髓。古人论到汉文字多有神圣神秘之说。《淮南子·本经》：  昔者苍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那是指造字，不是指书法，即使如此，王充在《论衡·书虚》篇中已然不信：夫言天雨粟，鬼夜哭，实也；言其应苍颉作书，虚也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叙：黄帝之史苍颉，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离也，初造书契，百工以乂（段注：乂，治也），万品以察。卫衡《四体书势》亦有此说，苍颉名后还多了一位沮诵。但都是指文字而言，不是论艺术。唐代孙过庭《书谱》言道：岂知情动形言，取会风骚之意；阳虚阴惨，本乎天地之心。这当然是讲书艺了，但孙氏并没离开手艺空谈，他接下去说：夫运用之方，虽由己出，规模所设，信属目前，差之一毫，失之千里，苟知其术，适可兼通。心不厌精，手不忘熟。若运用尽于精熟，规矩闇于胸襟，自然容与徘徊，意先笔后，潇洒流落，翰逸神飞。讲的全是技艺（术）。他还提出“执、使、转、用”等技法概念。又云：“方复会其数法，归于一途，编列众工，错综群妙，举前言之未及，启后学于成规，窥其根源，析其枝派。贵使文约理赡，迹显心通；披卷可明，下笔无滞。诡词异说，非所详也。”说明只有通过复杂高超的技法，才使视觉艺术品作为心灵的交流成为可能。孙氏的理论细到对点画提出了苛刻的要求，这就是学书法的人必须要记住的两句话：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峰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毫芒。又如：“留不常迟，遣不恒疾；带燥方润，将浓遂枯”等语，均未脱离手艺而言，句句都指向书写本体。因为他认为只有“具变态于毫端”，才能“合情调于纸上”。当然《书谱》的确如沈尹默先生指出的“它有一点毛病，就是词藻过甚，往往把关于写字最紧要的意义掩盖住了，致使读者注意不到，忽略过去”。但岂止《书谱》如此，即使荒诞不经记着“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，七日兴叹，患其无骨”这种无稽之谈的传卫夫人《笔阵图》，也还是有“夫三端之妙，莫先乎用笔”，“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，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；多力丰筋者圣，无力无筋者病”这样精辟的语句。至明季项穆《书法雅言》，实为古书论中独具严密理论体系之作，自然也免不了一些套话，如篇首即言：“河马负图，洛龟呈书，此天地开文字也。羲画八卦，文列六爻，此圣王启文字也。”亦指文字而言。一旦论及书艺，即十分出色当行。虽持论过高，如独以晋人为宗，而排苏轼、米芾等，然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大抵抒其心得，撰为是书，终身一艺，研求至深。凡十七篇，曰：书统、古今、辨体、形质、品格、资学、规矩、常变、正奇、中和、老少、神化、心相、取舍、功序、器用、知识。富辩证，极雄辩，洋洋洒洒，取譬设喻，引人入胜，而均紧扣书法本体。若其论“形质”云：穹壤之间，齿角爪翼，物不俱全，气禀使然也。书之体状多端，人之造诣各异，必欲众妙兼备，古今恐无全书矣。又云：人之于书，得心应手，千形万状，不过曰中和，曰肥，曰瘦而已。若而书也，修短合度，轻重协衡，阴阳得宜，刚柔互济。犹世论相者，不肥不瘦，不长不短，为端美也，此中行之书也。若专尚清劲，偏乎瘦矣，瘦则骨气易劲，而体态多瘠。独工丰艳，偏乎肥矣，肥则体态常妍，而骨气每弱。犹人之论相者，瘦不露骨，肥不露肉，乃为尚也。使骨气瘦峭，加之以沉密雅润，端庄婉畅，虽瘦而实腴也。体态肥纤，加之以便捷遒劲，流丽峻洁，虽肥而实秀也。瘦而腴者谓之清妙，不清则不妙也。肥而秀者谓之丰秀，不峻则不秀也。若其论“正奇”云：书法要旨，有正与奇。所为正者，偃仰顿挫，揭按照应，筋骨威仪，确有节制是也。所谓奇者，参差起复，腾凌射空，风情姿态，巧妙多端是也。奇即连于正之内，正即列于奇之中。正而无奇，虽庄严沉实，恒朴厚而少文；奇而弗正，虽雄爽飞妍，多谲厉而乏雅。奈夫赏鉴之家，每指毫端弩奋之巧，不悟规矩法度之逾。临池之士，每炫技于形势猛诞之微，不求于性情骨气之妙。等等。无不明畅醇雅，浑厚和平，悉从心底流出，未尝为钩棘诡亢之言以惊世取誉，自然从容矩度中。穆论虽宗过庭，然严密而详赡远超孙过庭，无剽袭苟且之弊。《书法雅言》实为古书论中书法美学集大成之作。论技法之精到，首推清初笪重光之《书筏》。今能见者仅两三页，故有疑其非全文者。王文治以为“其论书之深入三昧处，直与孙虔礼先后并传，《笔阵图》不足数也”。可谓推崇至极，却非过誉。即今所能见到之两三页千把字，便可终身受用不尽。实在太精炼，句句精，字字精，若引用将一引到底，但总得引几句与同道一起拜读：笔之执使在横画，字之立体在竖画，气之舒展在撇捺，筋之融结